【作者】 白云

摘要：近年来，膜拜团体（cult）和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受到学界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全能神教（又称东方闪电、实际神、七灵派等），具有典型东方神秘主义特色，又结合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和形态特征。同时伴有强烈的反社会、反道德等破坏性特征，对中国社会造成广泛深刻的影响，近年也在海外迅速扩张。然而，学界对其的研究目前较为缺乏，对其认识也有待加深。现通过比对资料并实地调研考证，以期还原全能神教的真貌和内外动因，并对其后续的发展方向和应对防治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全能神； 东方闪电；膜拜团体；新兴宗教

在当今世界宗教发展多元化的趋势中，膜拜团体（cult）和新兴宗教(new religions)在西方逐渐成为社会热点，然而，膜拜团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却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名词，直到20世纪90年代，“膜拜团体”的概念才由宗教社会学家引入学术话语圈。比起膜拜团体，“邪教”这词在中国更为广泛地使用并为人熟知。但“邪教”一词如何翻译为英文目前也尚无定论，大多学者主张使用Destructive cult（破坏性膜拜团体）一词。虽然“膜拜团体”用得不多，但在中国历史上膜拜团体现象却不少，而且很多都具有破坏性。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能神教（又称东方闪电、实际神、七灵派等）就是典型的一例，它的教义特征和组织形态具有典型的东方特色，又揉合并穿戴上了西方基督教的外衣，它的发生与发展过程都是在中国本土，并伴随着强烈的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特征，现今它仍在海外高调扩张，并对前期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予以否认。在中国它被定为邪教受政府严厉打击，很多家庭也因全能神教而妻离子散，家破财尽，然而在海外却被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作为政府践踏宗教自由的证据。

全能神教可以说是一个发源于中国却又影响到世界的本土型膜拜团体（晏可佳，2013）。然而，相较于它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对它的研究却是严重滞后的，直到2012年大规模上街宣扬世界末日后，全能神教才进入社会公众关注的视野。比起同世纪90年代末对法轮功的研究和宣传，中国政府对全能神教的研究和投入也是严重不足，以致基层行政部门执法时甚至无法区分全能神教与正统的基督教，很多受害者家属也无法得到有效救助。目前中国对全能神教的学术研究还主要由民间力量在推动，笔者也在长期关注与研究。并且通过亲身接触全能神教信徒，在帮助转化他们的过程中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经过与全能神教徒各方面的接触后，笔者更有意对全能神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深入剖析全能神教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并且循着蛛丝马迹和有限的资讯前往实地作了认真细致的调研，以期还原全能神教的真貌和内外动因，并对其后续的发展方向和应对防治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中国膜拜团体研究现状

概念辨析

“膜拜团体”一词产生于西方，并含有基督教文化本位的内涵。“膜拜团体”一词译自英语Cult。该词和德语kulte、法语culte一样，源于拉丁cultus，其本义为 colere（耕作），延伸为 culture（文化、教养）。古罗马人把崇拜神明的仪式称为 cultus。根据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近东和以色列等地区将在神殿里举行的祭祀称为 Cult。这里Cult没有贬义。后来，基督教文化圈将 Cult用以转指神秘膜拜、偶像崇拜，赋予该词特殊的“异端”色彩。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将Cult定义为一种反理性、神秘的宗教形式¹ 。西方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广泛兴趣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到80、90年代达到高潮，西方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于宗教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界。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Rodney. Stark）和本布里奇(William. Bainbridge)的宗教类型定义。他们在批判韦伯方法论的基础上，对“教会”、“教派”和“膜拜团体”这三个概念重新界定。“教会”是遵循常规的宗教组织；“教派”是具有传统信念和实践脱离常轨的宗教组织；“膜拜团体”是具有新的信念和实践脱离常轨的宗教组织 ² 。近年来，为了避免对新宗教的价值判断，即保持学术上的中立客观态度，宗教社会学界开始用“新兴宗教”逐渐代替“膜拜团体” ³。今天，膜拜团体之王国已经伸向了整个世界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具有毁灭性的膜拜现象已迅速成为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⁵。

中国语境

中国的“邪教”一词出现于明清时期，意指一切偏离正统，有害国家政权的秘密宗教组织，包括当时的天主教、基督教或农民起义。从历史学、语言学诠释，“邪教”本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中，邪教主要是政治学概念，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把一切非正统的民间秘密教派均视为邪教。到建国初期表现为惩治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文革中表现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在1999年法轮功之后，“邪教”一词广为使用。近代中国多数学者认为，邪教是反对社会正统体制的极端教派。中国社科院习五一认为界定邪教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利用迷信邪说、旁门左道，传徒敛钱，聚众结党、甚至图谋颠覆政权的民间秘密教派”⁶。

“邪教”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带有明显的贬义。中文的“邪教”一词，如何翻译为英文目前也尚在探索。许多学者提出，在cult前面加上dangerous（危险的）或destructive（破坏性的）等限定词来对等中国的“邪教”一词。其中, 主张使用Destructive cult（也即破坏性膜拜团体）一词的学者越来越多，因为这样的界定可以明显突出邪教的犯罪性质。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于中国东北的全能神教，就是这样一个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在中西方学术界属于破坏性膜拜团体范畴的，从中国本土发展并影响辐射到全世界各地的特别组织。他们在美国和韩国设立总部，据最新报道，他们对外宣称全球人数已达600万之众⁷。 从全能神教在中国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社会行为来看，完全符合法国国民议会的邪教调查委员会对邪教概括的十个特征：

1.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

2.通过信徒大肆敛财；

3.脱离正常社会生活；

4.侵犯个人身体；

5.吸收儿童入会；

6.具有反社会性质，即宣扬社会是如此丑恶，只有加入教会才能净化灵魂；

7.扰乱社会正常秩序；

8.不断引起司法纠纷；

9.非法转移资金；

10.试图渗入公共权力机构，以求扩大影响。⁸

研究现状

全能神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性膜拜团体⁹。 但与90年代末对法轮功的大量研究和报道相比，对全能神的研究和宣扬可说是寥寥无几。不单民间的学术论文很少，官方披露的信息也很有限，这与其发生发展的时长和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力相较而言，显得很不对称并相当滞后。目前能找到的有一定深度和准确性的调研或学术文章少之又少，只有几篇硕士论文，但也只是以不同的乡村调研作为个案研究，缺少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以致社会民众会无从知晓和无法分辨，基层执法部门甚至也会出现误判，受害者更缺少有效救助，后续的防范和治理也就缺少清楚的理论依据和方向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膜拜团体现象其实也很突出，但关于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研究的主干队伍还非常落伍，仍然处在介绍情况和引进成果的草创阶段。近些年来虽然邪教问题研究的需求增加，并没有改变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研究作为中国宗教学领域一个薄弱学科的基本态势。

曾传辉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缺乏系统规划，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和资金支持，相关研究的应急性很明显，有交办任务时就零敲碎打一把，时断时续，无法形成稳定的学术群落和人才梯队。

二是没有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学术规范与体系，现在的一些零星研究，主要是利用二手材料，介绍国外情况与理论，与国外新兴宗教研究学科早已蔚为学者众多方法严谨的显学不可同日而语，难以展开深度对话。

三是缺乏学术自觉性，在揭批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各级政府曾经布置过大量研究课题，但成果大都因问题敏感或缺少学术价值，未能公开发表，没有形成对本学科发展具有实质性促进作用的学术场域 ¹⁰ 。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学者只能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概括，缺少个案研究的实例，无法进行实证研究。因为大量的实例都集中在地方政府的执法部门，而这些又都属于保密材料极少对外开放，所以若要进行深入广泛的调研，就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而膜拜团体又具有高度的隐密性，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立项基金申请和审批又非常困难，所以目前中国很多的膜拜团体学术研究还大多停留在民间。

二、赵维山的生平及信仰历程考证

在2012年底全能神教徒走上街头宣传世界末日之前，赵维山并未走进公众视野，甚至很多全能神教徒对其也一无所知。直到2014年5月28日山东招远事件之后，经过各大媒体的广泛披露报导，才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全能神教主赵维山也才浮出水面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对于赵维山其人其事，公众却知之甚少，所得的资讯大多来源于网络，或者仅限于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并且若是对这些信息进行比对和整理，还会发现有很多过时、错误和前后有出入甚至矛盾的信息。目前比较详实和客观的资料是凯风网所做的《伪神的前半生》视频¹¹，基本上是采访到相关当事人的一手信息，相对比较准确。后来笔者也到黑龙江省与河南省做进一步的实地考察，现将考察比对的信息做一基本梳理，以期将赵维山在出逃美国前的人生轨迹及其所创立的全能神教做一完整呈现。

赵维山的童年

赵维山（原名赵坤）出生于1951年12月12日，爷爷赵库，父亲赵广发是中共党员，母亲李桂荣，赵广发是铁路工人，李桂荣在铁路上的装卸队工作。赵维山的出生地为哈尔滨阿城区亚钩镇（很多网络资料误传为黑龙江省永源镇，其实那是赵维山后来传教的地方，距离亚沟镇40公里左右）。亚钩镇位于哈尔滨市阿城区东南方向，这个在当地以黏豆包闻名的小镇极小，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完。镇上最显眼的建筑物，就是亚沟火车站。赵坤就诞生在火车站附近的铁路工人家属区，这个铁路工人的家属区还是很久以前盖起的平房，几家人住在一个院里，院子用杂乱的木头栅栏围着。每一家的面积并不大，大多三四十平方米。东院的第一户，就是赵维山家。

赵维山家共有十个兄弟姐妹，两男八女，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因他是长子，偶而会帮家里干些家务活。弟弟赵玉小他一岁，回忆说：小时候生活困难家里穷，吃饭都成问题。常沿着铁路挖野菜，吃过疙瘩。小时候爸爸很凶，因为妈妈身体不好，常去医院，对赵坤不大好。因此他比较自私，不喜欢和别人玩，只管自己。亚沟火车站的铁路工人艾福坤还是习惯性地叫他“赵坤”。和赵维山相差四岁的艾福坤也是自小就在这里长大，在他的记忆中，赵维山家一直都很穷。一遇到困难，他们家就有“断粮”的危险。在艾福坤眼里，小时候的赵维山是个不太爱和大家一起玩的人。

“孩子群里很难看见他”。

他们家居住的是与别人家连脊的房子，每家每户屋里就隔着一道间壁墙，院子与院子之间也都用木头夹的杖子隔开，大家共用一个公共厕所。天性就有弯转心眼子的赵坤就时常在院子里和厕所外面装神弄鬼吓唬左右邻居家的孩子，惹得家属区的人们从大到小没有一个说他好的。

赵维山的学业

赵维山的小学是在亚沟站小学（现亚沟镇中心小学）就读，班主任是马彦池老师。

在读小学时，他写的字好，爱好体育但不拔尖，和院里一帮孩子一起长大的。1966年赵维山十五岁上亚沟中学念初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据曾经和赵维山在同一所中学上过学的李俊成介绍：赵坤戴上了红袖标成为一名红卫兵，还参加过“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武斗。他曾经带领着几个造反派成员，把自己的班主任马文彦老师反绑着双手，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推到讲台上站着，让马老师猫腰九十度交待问题，马老师心脏病发作差点昏死过去。当时中学的胡亚森老师评价赵坤是个“学习很不好、很淘气又很有坏心眼儿的孩子”。有网络媒体误传赵维山有大专学历，是物理教师，其实他只有初中毕业，原是一名铁路工人。

赵维山的工作

1971年，陕西铁路部门到东北来招工，20岁的赵坤跟着去了陕西修铁路。据李俊成所说：由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拈轻怕重又从不肯吃苦的他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跑了回来。回到家的赵坤整日无所事事四处游荡，不断惹事生非。由于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赵广发怕他学坏了，就提前退休让他接了班。从此，赵坤就成了亚沟火车站上的一名扳道工和巡道工。由于有单位的的管束，赵坤惹事生非的行为收敛了许多。两年后，赵坤调到阿城火车站工务段做维修工，在此期间他学会了干木匠活儿，工作之余，开始在外面做点木工活儿赚点外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赵坤”这个名字改成了赵维山。另据其弟赵玉介绍，赵维山在学期间觉得赵坤这名太土，说赵坤的坤是啥玩意，给我取的啥名。后来问弟兄要不要改，赵玉没有改。于是赵维山自己去学校开了介绍信然后就去公社改了名，为此事还和父亲吵了一架。

赵维山的婚姻

1976年赵维山经人介绍认识了阿城化工试剂厂（网络误传为阿城糕点厂）的女工付云芝，一年后结婚。付云芝的小姨黄树英第一次见到赵维山，对他印象还是挺好的：

“人长得挺精神，说话也得体，就是个儿矮点，还不到一米六”。

刚结婚时，赵维山在阿城还没有住处。他的木工活干得不错，后来在阿城花钱买了一块地方，自己动手盖了一幢房子（两间瓦房，位于阿城区火车站迎宾楼胡同，现已经拆迁改建为河畔丽景小区）。那个地方原是一块洼地，周围人家排出的污水，都流到这里。

“这块地根本没人要，也没法盖房子。”

黄树英说。赵维山不信这个邪，他自己买了头瘦牛，弄了辆地排车，一有空就拉土来填。他跟牛就住在一起，一天拉个四五车土，整整一个冬天的时间，他硬生生地把这里填平了。然后自己打土坯，盖了一间大约三四十平米的房子。房子的门窗，都是他自己做的。还自己做了一个高低柜，一个大衣柜。黄树英的母亲去看过赵维山，回来说他是“愚公移山”，“这样的苦，一般人吃不了”。房子造好后，他的门前还是有污水流过来。赵庆芳回忆说，去赵维山家，先要趟过一片污水。1979年赵维山夫妇生下女儿赵多加。付云芝和赵在一起生活十多年，后离婚另嫁。付云芝原先身体不大好，后来赵维山传教给她，她相信基督教之后身体就好起来。付云芝虽然跟随赵维山一起信主，但在她眼中就一普通人：

“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人哪能变成神呢？”

赵维山的信仰

上个世纪70年代赵维山成为正式铁路职工的时候，曾经拜过佛教和信过天主教，后来又接触到了基督教，并且很快就迷上了信教和传教。他曾经说“佛教和天主教都不如基督教好”。这次笔者采访到当时与赵维山一同信主的许丽和李亚珍，据她们回忆，赵维山是1979年左右改信基督教的（网络采访赵庆芳说他是1983年信的，这与后续的事实和时间对不上）。改信基督教之前赵维山还研究易经，会看风水，并且帮人做法术画符，是一个乡间阴阳先生。1977年结婚后赵维山盖房期间，收了一个学徒叫做柳守信，赵对徒弟要求严格，常发脾气，之前几个徒弟都受不了就走了，而柳守信却留得下来。柳守信是一个基督教徒，父亲柳建良是当时基督教会的长老，他们常来免费帮赵维山盖建房子，并且向赵传教，赵觉得很好就接受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宗教政策也开始宽松。赵维山相信基督教后，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赵庆芳语）。 那时候，铁路上很忙，他必须每天去上班。下了班他就开始四处传教，据李丽介绍，赵维山对原来自己画过符的人家都传过教。赵维山也曾经多次奉劝弟弟赵玉和家中的姐妹们跟着他信教，但大家谁也不听他的，谁也不信。用他弟弟赵玉的话说：“信那玩意儿能当饭吃么？”

1983年之后，为了传教他开始频繁地换工作。他听说当时的阿城淀粉厂效益不好，员工经常放假，他就想办法和别人换了工作，到了淀粉厂上班。在淀粉厂没待多长时间又去了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印刷工人，因为“当时印刷厂快黄了，放假更多”。

1982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简称19号文件，各地都筹备恢复基督教两会组织。阿城区基督教两会也相继成立，当时有三个长老：李景新、柳建良和郝震方，但他们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赵维山也加入了当地的基督教教会，由于他会识谱，就做义工教唱赞美诗，也有口才能讲道。刚开始长老有意培养赵，赵也尊重长老们的服事，但后来却开始看不起并反对三个长老，因为他们讲道时常忘记甚至讲错圣经节。最后，因教堂的受洗是点水礼，而赵维山认为全身在水里受浸才是对的，就离开教堂在自己家里聚会，徒弟柳守信父子仍在三自教堂，徒弟的老婆齐燕却决意跟随赵维山参加了赵维山的家庭聚会。

赵维山的异变

1985年，赵维山的父母和六岁的女儿因为冬天烧煤取暖时煤气中毒而去世。他回到老家亚沟，见到他父母的尸体，并没有哭，甚至还有些高兴。当时，他拿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放在了他父亲的身上，祷告了一会儿。在父母死后，他更加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传教了。但因为有正规教会的存在，赵维山在阿城并没有组织起来很多人。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农村。他在原阿城县的永源镇（现在归哈市道外区管辖）永源村建立了一个由他组织并亲自坐镇指挥的聚会点——永源真神教会，这里成了他传教的大本营。

在1986年到1989年间，教会发展得很快，人数也越来越多，到1991年已达千人。期间赵维山也不断地外出传道、讲经，赵维山先后在河南、安徽等地接触到了“呼喊派”成员（网传赵原是“呼喊派”骨干并不确实）。赵维山身边有几位核心跟随者如郭钦君、伊海涛、何哲迅和窦春生等， 当时的聚会地点主要是在郭钦君（妻子刘丽珍，夫妻二人都是赵的忠实跟随者）的房子里，以及永源镇永源村八队的村民伊海涛家中。

据1984-85年间在赵维山家中聚会有两年左右时间的李亚珍回忆：

“我刚开始对圣经不大懂，后来我总感觉赵维山的心灵不大对劲。就去找郝震方长老（他当时已经80来岁了，基督教三自刚成立，他也常来赵维山这里讲道），赫长老说他也觉得赵维山里面不大对劲。后来我做了两个梦，梦见一颗枯干的大树突然间哗一声倒了，并且裂为两半，从里面爬出来两条小蛇，还有一次梦见有个女的蒙着面纱一直要把我引走，我却没有跟从。当时里面很清楚就是指着赵维山说的。我就注意他的言行，觉得他怪怪的，后来就分开没有再去他家了。但我还有一些书在他家里，后来我就联系向他要回来。再去他家里见到赵维山时，原来又黑又瘦的他变得又白又胖起来，穿得也很好，有十几个从永源来的人当时也在。其中有一个叫窦艳秋（窦春生的女儿）的女人比他小20多岁，赵维山介绍说她在炕上睡觉时被提到乐园中三层天上，并且还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又香又甜，满屋子都充满了香气等话，还讲窦艳秋属灵，说她是活的“女基督”（那是1986年的事）。我进那屋听得感觉惨叨叨的（东北话，怪兮兮的，阴森森意），没有多说，拿了书就走。后来我碰着赵维山的妻子付云芝，才知道赵已经和那叫窦艳秋的女人在一起了。”

另据当时追随赵维山的忠实信徒郭钦君回忆：

当时在我们家聚会，人数无法统计，多的时候得有100多人，开始他都拿着圣经讲，后来讲着讲着，有些事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圣灵见证他是主，圣灵转到他身上来了，他又成主了，我那时候也挺发蒙的，我说人怎么能变成主呢，我那时候心里有疑惑，按照信主的来说，那是不可能的事，但那时候大伙都这么信。基本上对他都是存有敬畏的心，他那时候改叫“能力主”了，他说啥我们就听啥。当时伊海涛的父母姐妹几乎全都视赵维山为“能力主”，伊海涛也是他最信任的骨干之一。信徒们聚会祷告时，经常喊口号，把祷告内容按节奏喊出来。情绪高昂的时候，他们还会让赵维山骑在身上。后来，赵庆芳曾经问伊海涛的父亲伊大芳：“你比赵维山大那么些 ，怎么让他骑在你身上？”伊大芳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真神，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力主。”

从以上各种怪异的言论和行为可以看出，1986年之后赵维山的信仰和心灵已经发生了异变，这段时间到底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目前无法考证，可以参考的资料也几乎没有。然而，根据网上披露资料的蛛丝马迹，笔者寻访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找到了当时认识并接待赵维山的当事人，以探求赵维山在1985年之后信仰异变的原因。

赵维山的逃亡

1991年5月8日，哈尔滨三棵树火车站的铁路警察抓获了一批从河南等地到永源来听“能力主”赵维山讲道的人，查获很多关于“能力主”的宗教书籍，并印有“阿城永源”等字样，当时的宗教局干部认为是邪教。于是警方前往永源镇抓捕赵维山未果。原来赵维山创立的“永源教会”已经有快速的发展，仅仅两年时间，其信众就已达数千人。当地政府部门发现其恶劣影响后，宣布其为非法组织，立即查封了他们的非法印刷厂，并追捕赵维山等主要骨干分子。

之后赵维山先去了牡丹江，绕过济南潜逃到河南省，但并不是到了网传的清丰县，而是到了登封县。我们采访到了当时去黑龙江永源镇赵维山处参加聚会后在火车站被抓捕的许五叶（丈夫王万青），他们家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君召乡西洼村。据许五叶回忆：

当时在登封主要由一位叫刘宾的人来牧养带领，这位刘宾又是跟随河南鲁山一位叫程有的，而程有原为路德会的一个长老，后来到地方教会中间参加聚会，想要得地位却没有被重视。1983年“严打”期间，鲁山地方教会的长老被误认为是“呼喊派”而大量被捕之后，程有就乘机起来做头并自立门户，宣称从神得到启示“神已膏他作中华大地之父”，并给跟随者刘宾取新名“权柄主”。后1987年程有也被捕入狱。1988-1991年间刘宾开始与赵维山有接触。赵维山也到河南登封寻求真道，期间刘宾给赵维山取了属灵名字叫“能力主”。也安排信徒去哈尔滨市永源镇赵维山处听道。这段来往期间赵维山主要在许五叶丈夫的哥哥王长青家中活动。许五叶也就是在1991年5月去永源听道回程中被捕的。她对那次的行程印象很深，在永源时赵维山教唱他们一首新歌中说“东方的黑龙江是个好地方，一颗闪亮的星星正在升起发光”。1991年赵维山逃到河南登封县焦歪家住长达三年之久，后住大治周双喜家两年之久，并从各地选出六名女子，分别起属灵名字为：全能、全备、全智、全真、全荣、全尊。赵维山和六位女子共七人早上在登封县焦歪家一起祷告学习之后，每个人开始说话并把它记录下来，汇集成书称为《七灵发出的声音》。

六位女子中被称为“全能”的杨向彬出生于1973年11月18日，比赵维山小22岁，是山西省大同县西坪镇杨茂荣和徐珍林的女儿（并非是网传的河南郑姓或邓姓女子），她在1990年参加高考之后，因自己成绩不理想，产生过大心理压力，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赵维山去山西省大同市一个家庭秘密宣教聚会当中遇到了她。赵维山就对她有特别地安慰照顾，杨向彬也受赵的吸引，他们就逐渐发展为秘密情人关系。期间杨向彬常宣称自己被圣灵感动，见到了异梦异象，并时不时以基督的名义将病态妄想和各种异梦异象言表为“神话”。赵维山就把她包装起来，并说她是女基督，是全能神，又称实际神，并宣告结束“能力主”，改信“神本体” ¹²。 这就是全能神教（东方闪电）的真正来历。

1993年夏天，赵维山在洛阳汝阳县一名女教徒家召开同工会，向信徒们“见证”杨向彬成为“全能神”的过程。据早期的全能神信徒“灵慧”（化名）回忆，大家在一个房间里面，坐在一排一排长凳子上，赵维山和“女神”面对着大家说，“之前是神本体有好几位，但现在只有一位，并且是女的”。赵维山向教徒解释多个“神本体”只是一个步骤，“现在神已经道成肉身，并且是女的，就是杨向彬”。赵维山自己则是“祭司”。神第一次化为肉身是一名男性，所以第二次就要变成女性。“ 当时见证完了之后内心也挺高兴的，因为觉得人家说的也有道理。”“灵慧”说，后来才知道“全能神”和“祭司”赵维山是情人关系，两人在1993年结婚，1995年悄悄生下一子，教内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自己得知后也没有宣扬出去，因为“议论神的肉身，是对神的亵渎”。之后赵维山将自己和杨向彬的说话汇集成一本《话在肉身显现》作为全能神的教义经典。至此，全能神教正式成形。

1997年，赵维山因从事邪教活动被捕，并被劳教三年。

2000年5月刑满后，赵维山携妻子杨向彬及其他五名骨干与美国联邦商务公司联系，弄到一份关于“探讨今后农业发展”商务邀请函，在河南办理护照，于当年9月以商务考察的名义潜逃至美国。赵维山化名许文山，杨向彬化名王玉荣，两人把年龄改小了8岁，分别化身为商水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鲁山县农业委员会主任。其余5人则伪装成种子公司、农机公司的总经理、工程师等。2001年，赵维山以“宗教迫害”为由向美国申请“政治避难”，并提交了永久居留申请。

2001年3月7日，6岁的赵明获得化名为许天宝的因私出境护照，以探亲访友为由前往美国。

2001年12月2日，一名40岁左右男子带着赵明从广州出境赴美。公安部门后来查证，赵维山的护照申请证明、身份证等手续均系伪造。同行7人的单位证明、两个审批文件上的文字经鉴定也为同一人所写。

三、 全能神教的内外成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宗教运动开始出现并活跃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膜拜团体的发生与发展，是一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然而根据历史来看，膜拜团体更容易发生在以下两种社会生态环境中：第一种是开放宽松的宗教环境，在没有国教同时又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就有不同新兴宗教得以自由生长和发展的环境，第二种是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如美国膜拜团体发生的高潮时间都是在南北战争之后，几次重大的移民潮，新教大分化，传统宗教严重的世俗化，反传统反文化思潮涌动的时候 ¹³。全能神教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也不例外，它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并非是单一孤立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有复杂的国际国政治宗教背景因素，也有本土孕育它成长的经济和社会土壤。

政治经济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八九民运，人心也随之剧烈摇荡，很多旧有的认知体系崩塌，就给很多膜拜团体乘虚而入的机会。自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阵营结束对抗以来，宗教出现了全球复兴的局面，各类邪教也在全球快速传播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类邪教组织多达3300多种，遍及多数国家 ¹⁴。同时，中国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改正之后，开始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开始改为个体经济和市场经济，旧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被打破，人们的经济收入大幅度提高，但贫富差距也拉大，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在农村，人们普遍失去了原来在集体经济体制时的安全感，并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准则不适应甚至对未来生活产生恐惧，这种社会的急剧转型就导致信仰上的危机和心灵上的空虚¹⁵。特别在80年代末的东北，很多工厂因经济效益不好而改制，引来一大批下岗工人潮时，也正是全能神教大量发展的时候。

宗教社会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宗教政策开始宽松。在十年文革当中被压抑的信仰需求被快速地释放出来，很多以为已经被消灭的宗教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特别是基督教。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对于文化程度低，基督教背景不深，神学基础薄弱的农村基督教会，混乱也随之而来。而传统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长期处于缺失或者衰弱状态，本身的抵御和防范能力就弱，加之传统宗教体制僵化和老化，正统宗教缺少吸引力时，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就有很大的市场。同时，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不缺少秘密宗教生长的土壤，特别在萨满文化和神巫文化心态相当浓厚的东北和中原地区，遍布乡村的女巫也使得女基督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观念 ¹⁶ 。并且民间帮会的形态和秘密结社的组织更能够增加乡邻之间的归属感、神秘感和安全感。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历史悠久，经明清朝两代，发展迅猛，教门繁多，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社会运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褪色变质，更加庞杂。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近百年来，有档案文献记载的会道门组织就多达4500多种，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¹⁷。 其影响渗透社会各个阶层，余脉延续至今。全能神教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文化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然而为什么是赵维山?这也与他的成长背景和个性因素有关。

个人成长背景

从赵维山的成长历程来看，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很多人格特征为其后的异变埋下了伏笔。赵维山家共十个兄弟姐妹，两男八女，小时候生活困难家里就穷，吃饭都成问题。他爸爸很凶，对赵维山不大好。因此他比较自私，不喜欢和别人玩，只管自己。他也有点固执和叛逆，不甘心命运的主宰，不满意家庭的贫穷和吵闹，从小就体会不到什么温暖，对这个家也没有什么眷恋。从他坚决要改名字的事上就能看出他对命运的抗争，他觉得父亲取的赵坤这名太土，自己到学校开了介绍信去公社改了名，为此事还和父亲吵架。另外，1966年赵维山15岁那年，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这给了他一次施展和锻炼的机会，释放了他压抑已久不甘的心，也让他初尝斗争和造反带来的满足和成就感。他小学六年级时成立造反派，成为一个小头目，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校长，上铁路护卫室宣传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当时中学的胡亚森老师也评价赵坤（即赵维山）是个“学习很不好、很淘气又很有坏心眼儿的孩子”。结婚后他的脾气也不好，收木工徒弟时经常挑剔责骂，很多人都受不了而离开。赵维山也比较骄傲，有很强的野心，加入基督教后对岁数大的长老不放在眼里，认为自己会识字能唱诗懂得比别人多，就轻视别人的讲道。他也很想在教会中得到重用，没有得逞后就自立门户，自己组织了一些信徒在家里聚会，由他领着大家讲经、祷告、唱灵歌。因为赵维山稍会识简谱，还会写毛笔字，所以每次在他家中聚会，都由他把《圣经》中的经文和赞美诗歌乐谱抄在报纸上，挂在墙上教大家唱读。时间一长，大家自然就把他视为“牧师”或者“领袖”人物，赵维山的虚荣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满足，他的个人私欲也随着虚荣心的满足不断膨胀起来。

神学教义理论

全能神教的主要教义建立在所谓“六千年的三步工作”上。神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性情和工作 ¹⁸ 。首先，全能神教将天上要来的国度拉到人间，并且就在今天的中国。这使很多信徒有因盼望的实现而带来切身的体验感、参与感和荣耀感，而那些对现世不满的人更有强烈的归属感。其次，全能神教也将一个普通女子杨向彬神格化为女基督，背后却由大祭司赵维山实际掌控。赵维山如此将其情妇奉为女神并非第一次，在1986年在永源就已经神格化过另一位女信徒窦艳秋。第三，实施精神控制，全能神教认为国度时代神主要是做审判的工作，对所有抵挡和不信神的人都要弃绝，制造威胁恐吓产生绝对的顺从，信徒一旦加入就要写保证书或发毒咒，并且成立护法队，设立严密的组织管理层级架构，对不愿入教者或意图脱教者进行人身攻击与伤害，使很多悔悟到全能神错谬的人又不敢退出。第四，将末世论具体化，大肆敛财。鼓励人全部奉献，要将祭物献给女基督就能逃避审判并得赏赐，很多人加入全能神教之后，为了“尽本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生产，抛家弃子，多少年都音讯全无，如同人间蒸发一样。同时，很多信徒也把毕生的积蓄全额奉献。所以全能神教的财力很丰厚，仅2000年到2007年何哲迅任监察组组长期间，其经手处理汇往海外的钱款就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第五，全能神教将撒但现世化，并将神国与人国二元对立，将共产党视为大红龙，执法警察称为小青龙，将反政府、反道德及反社会的行为合理化，也特别容易吸引一些经历人生波折并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人。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赵维山盗用了很多基督教特别是地方教会里常用的词汇，并且初期主要以地方教会的信徒为发展对象，这也使得地方教会在九十年代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上所提这些具有明显破坏性膜拜团体特征的教义大都是没有圣经和教会传统的根据，更经不起神学分析和考究，但传扬起来却很简单易懂，部分似是而非的教导又很能切中一些迷茫低沉的信徒，其自我封闭式的神秘化层级组织形态，又符合部分中国的民间文化习俗特征，特别在文化程度较低的偏远农村很有市场。

四、结 论

综上可以看出，全能神教是一个在中国土生土长典型的膜拜团体，具有很强的迷惑性，混合了东方神秘主义和西方基督教神学。并且具有高度的破环性，如实施精神控制、经济上的敛财、向政府权威发起挑战和散布世界末日等特征 ¹⁹ 。本文对其教主赵维山的人生轨迹做了一个基本梳理，这部分人生轨迹也与全能神教的产生紧密相联。并对网传资料的出入和错误进行了实地考证，还原真实的赵维山和全能神教的产生过程。当然，这样的梳理也并不完全，只是一个轮廓，很多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深入地推敲与考证。限于时间和精力，对于赵维山逃亡美国之后的轨迹以及全能神教成立之后的发展，还有其教义与正统基督教之间的区别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全能神教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其背后深层次的内外原因，而膜拜团体的发生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宗教社会学规律，只有研究探索出这些规律后，才能对其后续的发展方向有清楚的预见，对其的应对和防治也才会有的放矢和精准有效。虽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都还是由民间在做，但比较起一边倒的官方媒体发声，民间的学术研究也会相对客观理性，更具说服力, 因此，后续还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本文中引用的图片均取自凯风网，经版方同意使用